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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自已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变迁,都带动了经济的增长。经济基础为上层建筑服务,上层建筑必然制定相应的制度促进经济的增长。国家利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稳定,促进经济增长;改革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国家对产业税率的调整以及央行对存款准备金等制度都会影响经济增长。后果就是经济发展会转变现在的状态去适应这些制度,从而加快自身的增长。
关于中国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柴华(2004)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中加入制度因素,将其作为劳动与资本作用于经济时的弹性因素,得到修改后的索洛均衡结论,认为均衡的经济增长率与劳动力有关,但用制度作为劳动的弹性因素来研究制度与经济增长是不全面的。杨友才(2008,2009,2010)从一般均衡的角度出发,将制度因素引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说明了制度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并没有进行实证研究。徐向东(2006)将制度因素引入到RBC模型中,以此建立了北美实证研究的模拟框架,但并没有解决制度如何量化的问题,其模拟的结果也并未得出现实意义上的结论。王林辉和董直庆(2008)分析了经济增长的制度决定机制,得出初始资源禀赋和控制权结构将会影响宏观经济制度形成,从而影响到经济增长的结论,其实证检验也只简单说明制度因素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而没有描述制度冲击经济的状态特征。杜婷和庞东(2006)对制度进行了量化,使用市场化程度、非国有化、开放程度对GDP增长率建立模型,分析了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率的冲击,但是其量化制度的模型过于简单。胡晓珍和张卫东(2010)则从实证角度将制度因子引入资本和劳动的产出份额,使用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制度中各因子对增长的贡献,发现制度的变化在某个阶段内是渐进式边际修改的。庞东和杨灿(2006)使用邹检验也验证了这一点,并认为制度的阶段性调整会对经济周期造成较大的影响。
尽管如此,将制度引入经济增长模型的方式只是简单假设为一个投入因素,直接加入在物质生产函数中,而没有考虑到制度变迁的特性,也缺乏对于制度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本文试图将制度变迁的过程引入生产函数,将制度分为具体的几个层次,使用熵值法将各个层次因子权重计算出来,最终计算出1985-2011年之间相对的制度水平,之后使用向量自回归 *** 检验中国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
制度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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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指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伦理道德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 大化的个人行为。可以具体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宪法秩序。宪法秩序是用以界定国家的产权和控制的基本结构,它包括确立生产、交换和分配的一整套政治、社会和法律的基本规则,它为集体选择确立了原则,从而是制定规则的规则。二是制度安排。制度安排是在宪法秩序下约束特定行为模式和关系、界定交换条件的一系列具体的操作规则。三是行为的伦理道德规范。它源于人们对现实的理解和意识形态,是与对现实契约关系的正义或公平的判断相联系的,它对于赋予宪法秩序和制度安排的合法性是至关重要的。
现阶段的研究认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标志在相当程度上是由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评价和度量的,而技术进步又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制度创新,因此,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或经济增长依赖于制度的转变或创新。当制度作为决定经济增长 为重要的变量时,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制度变迁的结果。具体来说,制度是通过产权、国家、意识形态来影响经济增长的。
(1)产权。产权是一种通过社会强制而实现的对某种经济物品的多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产权明确有助于减少未来的不确定性因素及避免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产权不清晰则容易增加交易成本,降低经济效率,进而限制经济增长。
(2)国家。经济效率的提升和经济增长有赖于明确地界定产权,但产权的界定需要花费成本。由于国家拥有“暴力潜能”,因此,由国家来界定和保护产权可降低成本。因为国家决定产权结构,所以国家 终要对造成经济的增长、衰退或停滞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而国家的统治者在努力降低交易费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往往还会追求租金 大化,二者间的冲突长期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
(3)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由相互关联、包罗万象的世界观组成。但凡成功的意识形态都必须解决“不付费搭车”的问题,其基本目标在于给各种集团以活力,使它们能对简单的、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成本和收益采取相反的行为,从而可以节约交易费用。